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十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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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岗村18户农民签“生死契约”

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自强不息的小岗人创造出了“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

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出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上世纪60年代，小岗村曾出现饿死60多口人，饿绝6户的惨况。今年69岁的严宏昌，是小岗村“大包干”18位带头人中的带头人。当年分田到户，严宏昌是小岗生产队队长，最为主要的组织策划者。村民“大包干”签订的“生死契约”，正是出自他之手。

那时的小岗村有20户人家，共人，耕地亩，但适种只有亩，人均年口粮只有几十斤。严宏昌介绍，自年开始，全村年年吃国家供应粮，很多时候一年要吃11个月。村民吃不饱饭，正月里家家户户就开始出去讨饭。

严宏昌说，当时小岗村有一句俗语，每到秋收后，“算盘响，换队长”。必须要改变现状，严金昌在此时有了把小岗村分地到户的想法。

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宏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在分地后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远远超出严宏昌的意料，“再也不用吹哨子了，村民主动向别的生产队借牛、借犁早早就完成了冬耕，连村里的荒地、田角都开垦了出来”，严宏昌说。

年，小岗生产队迎来了第一次大丰收/资料照片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在遭遇罕见大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大丰收。光油粮总产就达到了3.5万斤，相当于前20年产量的总和。小岗村人不仅吃饱了肚子，还上交粮食给国家和集体，当年实现人均纯收入元，是上一年的18倍。

自小岗村以后，中国农业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开始了！

从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包括陈云，曾希圣都在上面栽了跟头，陈云甚至还因为提包产到户还丢了官，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万里

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中国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亦我们常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三：年土地第二轮承包

农村土地承包是指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

中央提出“在第一轮承包到期的地方，都要无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

第一轮承包是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算起，我国大部分地方第一轮承包时间普遍为年，再延长30年，统一确定起始时间在年，因此从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第一轮土地承包带有试探性质的，而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的，它是中国以前土地承包制度智慧的总结，奠定和规范了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如今的第三轮土地承包是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基础的。

第四：减免农业税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

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时候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

年开始，我国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户的农户给予补贴；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它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

年上半年，中国22个省免征农业税；年年底28个省区市及河北、山东、云南三省的个县（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

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

取消农业税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中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中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第五：提出“三农问题”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

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当代中国史研究》年第3期，陆学艺在《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

在年十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三农”被正式提出。“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其独立地描述是指在广大乡村区域，以种（养）殖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在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不断现代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不断殷实，而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不是中国所特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实际上“三农”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起来规模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三是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新世纪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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